首先是解决一个公平问题。

长久以来，集资建房作为党政机关应对房价高涨的一个方法，同时也是一些实权部门分配部门利益的一种手段。随着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稀缺，市场房价越来越高，集资建房成为掌握有土地资源的机关单位，为单位职工谋福利的一种方式。“单位集资建房的形式，具有排他性，实际是垄断了资源。”

而且，在机关单位传统的收入分配体制下，存在着因权力大小不同，而资源分配各异的局面。住房则是一个集中体现。手中有地或者库中有钱的单位，可以利用集资建房的方式，给职工以优厚的住房待遇。行政级别越高的个人，通常可以享受更多的住房资源。而刚进机关的新人，则面临着住一间地下室都不能保证的窘境。集资建房，将房屋作为一种福利和权力的象征，按照资源在部门的集中程度，尊卑有序地分配给了机关系统中的人员。

本来，国家对集资建房、合作建房有着非常明确的政策要求。早在2004年5月13日，国家发改委、建设部、国土资源部、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《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》，其中的第6章专门对集资合作建房做了规定。该章的第30条指出：“住房困难户较多的工矿区和困难企业，经市、县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，利用单位自有土地集资建房；参加的对象必须限定在本单位无房户和符合市、县政府规定条件的住房困难户”。该《办法》第32条规定的更明确：“凡已经享受房改购房或购买了经济适用房的不得再参与集资建房。严禁任何单位借集资合作建房的名义变相搞实物分配或商品房开发”。

用这两条来对照，我们的党政机关从上到下参与集资建房的有几个能符合这些规定？那么，既然不符合，为什么还要参与？这里的关键问题是，有巨大的利益诱惑。因为按照集资建房的政策，可以免去高昂的土地出让成本，不用交纳营业税等其他政策优惠，使建设成本明显 低于商品房，房价自然也就大大低于同地段的售价，有的低三分之一还多。

党政机关违规集资建房的行为有多么严重？据《经济参考报》今年6月13日的报道：从1994年到2004年的10年间，装修'>吉林省长春市集资建房比例占当地房地产开发总面积的近40%。除机关以外，凡是有权、有钱的单位大都参与；比如公检法、国地税、银行、教育等。通过集资建房谋取的个人利益更令老百姓咋舌：该报道称，吉林某机关的小张，花27万元买了一套面积为150平方米的单位集资房，竟然有人给他出价48万。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，报道中所揭示出的社会现象比较普遍，有的地方甚至严重：能争取到建集资房的政策，房子还没有开建，只要把房号一转手，就可获利几万元。这一现象，在我国城市中有70%普通居民买不起房、在国家屡屡出台措施调控房地产的大背景下，越发显得突出和与国家政策的不协调。

作为普通公众，对国家近年来政令难通、有禁不止、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的现象感触颇深：比如土地、环保、GDP指标“竞赛”等，如果说这些违规都尚能以“发展地方经济”为“理由”的话，那么，突破禁令，集资建房就是再明显不过的“牟利”行为了，再也找不到可以向社会“遮掩”的理由。

应当看到，我国关于“集资建房”的政策，正处于尴尬的境地。一方面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，即使按照现在的优惠政策，从运作到完工，都面临者程序、资金、信贷等诸多困难；另一方面，“权力通吃”在当今社会生活中表现的尤为突出：相当一部分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，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或“实力”，违反规定，争取到“集资合作建房”的政策。结果是困难职工虽然有集资建房方面的优惠政策，仍然建不起房；而那些已经享受过房改购房、甚至有几套房的人员却把到手的“集资房”转卖牟利，影响到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。

现在，国家三部门已经明确禁止党政机关集资建房，这无疑是正确的，也维护了国家关于经济适用房政策的严肃性。但是，公众更加关注的是那些已经违规享用“集资建房”政策的行为怎么去清理？对此，建设部2004年第77号文件曾明确规定：“对不符合条件擅自建设出售集资房的，由经济适用房管理部门限期收回；不能收回的，补交同地段与商品房的差价，并对建设单位进行处罚”。公众或许担心：这样的政策能落实吗？这也许是对有关部门落实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一个最实际、最具体的考验。